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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:应届生落户 人气:0 时间:2023-01-08 来源:网络
(为啥北上广不放开落户限制?为啥取消 300 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?)
昨天官方发布了一个消息,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,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。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。
很多人肯定看了官方发布的通稿,但我知道,你很懵逼,并不知道,为啥要突然发布这样一个政策,该政策对你有什么影响?
如果你在二三线城市,已经买房落户,并且工作稳定,没有换城市的打算,这个政策,你基本可以一划而过,对你的幸福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
因为这个政策,就是为那些80后、90后和00后的小镇青年制定的,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。
这个政策刚一发布,大家就在猜测,官方的这一举动,肯定是为了推动二三线城市的库存房销售。
老百姓是聪明的。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他们在第一时间,推导出政策发布的首要目的。
在此基础上,我希望我接下来的观点,能为你思考这个问题,带来一些新的思路。
取消户口限制,确实是为了推动房产销售,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政策因素。除此之外,户籍制度的变革,是为了推动城镇化、加速扩大I型城市总人口,从而减小贫富差距,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。
以上这些影响政策的因子,我们一个一个展开细说。
政策里写的很清楚,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。
即便城市人口和城市类型,在政策里标明,很多人也不清楚,这个300-500万的I型城市指代的是哪些城市。
在我国,城市划分共五类七档:小城市、Ⅰ型小城市、Ⅱ型小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大城市、Ⅰ型大城市、Ⅱ型大城市、特大城市、超大城市。该标准是由《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》明确提出。
截止到2021年底,中国的Ⅰ型大城市包括长春、合肥、太原、长沙、南宁、乌鲁木齐、石家庄、厦门、宁波、福州、惠州等城市。
从这些城市名字,基本可以看出,基本属于北方的省会城市或南方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城市。
放宽这些城市的落户条件,就是为了吸引更多人落户于此。这是加速城市化的过程。
一提到城市化,很多人往往想到是其负面影响,比如城市化剥夺了劳动者的土地,让很多人过上了贷款买房的负债式生活。我也是最近一两年,才开始转变这种,从历史课堂上得来的初级经验,开始尝试从城市化的不同切面,去思考问题。
城市化的正面影响,显而易见。便捷的交通、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等。
那为啥,这次的落户政策变革,瞄准的是300-500万这一级别的城市。而不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?(Ⅱ型大城市的规模为100-300万人口,小于300-500万的I型城市规模)
很多人总是抱怨,政府为啥死死拿捏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户籍制度,导致很多年轻的打工族,在这些城市打工多年,人到中年,还是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省会去发展。
我已经北漂四年,今年是第五年。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,最近不能说完全想明白了,只能说有一些新的思考。
总体而言,北上广深是不可能放开户籍制度限制的。
因为我们希望得到的,是这些大城市的医疗和教育资源,以及更好的就业机会。都是关乎个人发展和切身利益的事情。但政府作为管理者,它还要考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如果完全放开落户限制,不仅是你看到了一线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资源,其他人也不是傻子。在你迅速落户这些大城市时,其他人会像候鸟迁徙一样,和你在不同地点出发,赶往“过冬”的目的地。
这样一来,这些大城市人口数量,会在短时间内,迅速超载。因为国内大、中、小城市成百上千,但北上广深,就那几个。
人口的迅速超载,会导致教育和医疗资源的紧缺。这一点,想象一下疫情爆发初期,武汉的医疗资源几近瘫痪,我想你就能想明白。
人们在争抢医疗、教育和就业时,很容易发生混乱,产生学校家长打架、医院里患者家属争抢挂号资源的事情,会不可避免的发生。
但短时间内,政府的管理人员,不会迅速增加,这就会导致,社会秩序的失衡。而最终经济的有序发展,也被破坏。
这就是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因素,在城市里发生交集的原因。
因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资源已经出现紧缺,而I型城市化,当前发展受到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虹吸效应的影响。
截至2022年6月17日,中国的超大城市有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重庆、广州、成都、天津、武汉共8个城市。
而特大城市,截至2020年11月1日,中国的特大城市分别是武汉、东莞、西安、杭州、佛山、南京、沈阳、青岛、济南、长沙、哈尔滨、郑州、昆明、大连14个城市。
因为武汉已经跃升为超大城市,所以,准确而言,特大城市共13个。
对比中国的Ⅰ型大城市包括长春、合肥、太原、南宁、乌鲁木齐、石家庄、厦门、宁波、福州、惠州等。
很明显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土地资源,基本已经被卖的差不多了。这一点,可以联系我国的土地财政。
前面我也提到了,政府作为管理者,需要考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。
这一点,国外学者也通过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类型的比例,进行了验证。
鲁奇尔·夏尔马,在他的著作《国家兴衰》中写到:大多数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之比约为3:1。
明显违背这一规则的国家,经济发展则会受到影响。
这个基本的比例关系,现在仍然适用于15个中等规模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,包括波兰、土耳其、哥伦比亚、沙特阿拉伯、肯尼亚、摩洛哥、越南和伊朗等。
离我们最近的亚洲四小龙的中心城市、如日本的东京和大阪、韩国的首尔和釜山,一样适用3:1的规则。
明显违背3:1规则的法国。巴黎有1100万人口,比第二大城市化里昂多出7倍多。巴黎地区的经济产量占据整个国家的30%,这也导致法国制定政策首选考虑的核心始终是首都巴黎,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,与此有很大关系。
除此以外,明显违背3:1规则的泰国,就产生了农民暴动。2010年,泰国曼谷街头出现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暴力冲突。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。
仅看一个数字,就可以看出这场冲突的根源:仅居住在曼谷中心城区的人口,就超过了1000万,相当于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的10倍多。
我原本想说I型城市缺乏吸引力,但这个观点,并不适用于所有I型城市。比如厦门。
近两年,厦门一直是网红旅游城市,很多人的毕业旅行,都会加上厦门。但是除去长沙和厦门,其他I型城市的吸引力,就下降很多。单单看名字,很多外省人都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定居。比如长春、合肥、太原、南宁、乌鲁木齐、石家庄。
开头我说了,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,是针对80后、90后和00后。现在解释下为什么。
当前仍然有少部分80后和绝大多数的90后、00后小镇青年,处于事业的上升期,但是很多人属于飘在外乡的状态。
一种是属于大学毕业后,留在母校所在城市,武汉就是因为丰富高校资源,加上政府的政策引导,在近两年的抢人大战中,吸引大量毕业生落户。
第二种是在逐渐内卷的职场,和不断高企的房租压力下,北上广深不再是很多毕业生的首选,杭州、南京这些新一线城市,颇具吸引力。
而我们的父辈,即60后、70后,早就失去了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优势,加上很多人有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,他们对于重新选择一个城市,开始新生活,早就没有半点兴致。
虽然在我国是300-500万的I型城市,但这个规模,放在其他国家,就可能是第二大城市的规模。
我搜索的资料显示,英国第二大人口城市伯明翰,常住户人口不过98万。这个数据,可能会略低于实际数据,但就算我们手动给他加上50万,也不过150万左右,仅达到我国I型城市300-500万城市的规模的一半。
在和国外的不同城市人口做对比时,我国的人口规模往往是碾压的状态。因为目前世界上总人口超过10亿的只有中国和印度。
而印度的城市化和我国是没法比的。
在我国,已经有近100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,是印度的两倍。
在看到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的消息,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二三线城市的库存房销售。
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我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是,存量房的销售,不足以促使政府,下决心变革I型城市的落户政策。
政府作为管理者,一定是在多个切面对比之后,发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,需要一些新的政策去刺激目标人群的神经,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
而最近几年,越来越多的城市一把手,开始认识到人,即高素质劳动力,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有些人在看了一些很大的官方新闻后,不知所云。这一点,我想很多人都深有体会。但为什么官方媒体就不改正呢?
我之前有三年的媒体从业经历,大概可以说一下这其中的道道。
你看到的很多官方政策的新闻,很多时候,并不是学者型的作者或编辑在发布,而是刚毕业一年的年轻人或者还没毕业的实习生。
即便是那些有很多知识储备的权威编辑,他们大抵,也是不敢对官方政策做过多解读的。
学新闻的都知道一句话,媒体是政府的传声筒。
最后再说一下,如果你认真看完这个政策——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。
会发现这个政策,并不是完全放开落户,还是有积分和社保要求的。也就是说,有一定的落户门槛。这一点,也印证了我对于落户年龄主体是针对80后、90后和00后的猜想。(许多60后、70后很难跨过学历和社保这道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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